一、问题的提起

　　垃圾是现代化的产物，其问题的辐射面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经济发展或处理技术水平的范畴。当这样的产物作为生活中的一部分，与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社会病理相结合的时候，就成为一个具有社会性的复杂问题。但对于如何解决日益严重的农村垃圾问题，迄今的研究焦点大都可归为对现状的概述与技术性研究，即垃圾处理与资源化管理等层面。如张英民、张立秋、李广贺主编的《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处理及资源化系列丛书》对农村生活垃圾的特征、处理、资源化管理进行了系统性概述，并对部分农村生活垃圾产业进行了调查，以及对不同类型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处理实例进行了分析。由此指出了一些现实问题，比如乡村规划编制和实施较为滞后，用地布局不尽合理，农村规划建设管理较为薄弱，技术人员的专业知识不足、管理体制落后等。与此类似的研究论文，例如，王莎等、赵晶薇等、杨曙辉等、陈军等皆对农村垃圾的现状与处理模式进行了探讨，也都指出了村民环保意识欠缺，政府治理农村垃圾的缺位，缺乏垃圾治理制度体系的管理等问题。章也微将环境问题当作一个经济问题，主张应该加强政府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中的主导作用。此外，对现状的量化研究，岳波等共统计134个村庄生活垃圾情况，分析了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特性及其组分特点。

　　以上研究成果对农村垃圾问题的政策导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缺乏解决垃圾问题的主体——村民的角色，以及主体间的互动。生活垃圾问题与每一个村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，垃圾的散乱看似村民的自我选择，并营造出的恶果，然而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的浪潮，村民生活方式的结构性转变往往将村民置于无力选择的地步。在这样的情境下，如何促动村民的参与是垃圾治理能否成功的关键。因为，垃圾问题绝不只是一个环境问题，其背后是整个村落的凋敝、人心涣散的社会病理。特别是针对一些村落，业已形成的延绵几公里的垃圾路带，该由谁、以何种方式进行处理，需要探讨一条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。因此，本文依据在H省（2014年8月）和J省（2015年8月）的农村地区展开的参与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，首先对农村生活垃圾问题的形成机制和治理困境进行解读，在此基础上来探讨“公助•互助•自助”的综合治理模式。

二、中国农村生活垃圾问题的形成机制与治理困境

　　伴随着多年经济高速增长，再加上近年来大举推进的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，中国的大众消费社会已逐渐形成。大众的特质，如同奧特嘉所指出的那样，是他律的，而非自律的，理所当然地享受着现代文明的物质恩惠，却对整体社会的未来欠缺责任感。近年所谓“双十一冶的消费狂欢恰恰印证了大众消费社会的弊端。盲目的消费即使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，但其背后却隐藏着对资源和能源的掠夺性开采，生产过程的污染排放，及消费过后的大量废弃。在地球资源和空间有限的情况下，这种大量生产、大量消费、大量废弃的模式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。其中最显而易见的，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现代文明之病，就是生活垃圾的无节制增多。2007年为止，农村地区的垃圾已致使1.3万公顷农田不能耕种，3亿农民的水源被污染淤，每年新增7000万吨生活垃圾未做任何处理。至2016年，中国农村地区的垃圾总量已达到每年1.5亿吨，其中经过处理的垃圾只有50%。垃圾的增多无疑是人类为追求更快捷、更富裕生活的结果，但文明的高度不是取决于其长处，如同木桶定律那样，是取决于其短板。在中国，这种无反思的现代消费生活模式已从城市快速渗透到广袤的、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农村地区。当农民完全被纳入大众消费社会之时，不可持续的社会模式就不可能逆转，也是现代文明崩溃的起点。

　　这是因为，垃圾的大量出现，所折射出的并不只是该如何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或处理技术上的课题，更是揭示了人类社会该何去何从的文明危机。比如日本，作为一个后现代的国家，好似已经跨越了环境问题这一屏障，然而现实是，环境问题不仅没有消失，而是深刻地融入到个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。虽然日本社会拥有先进的管理体制和处理技术，但垃圾问题这个无法消解的难题，将会长时期地萦绕在这个列岛之上。日本的经验教训警示我们，即便是经济的发展和高科技的处理技术也无法对应这个难题，那么当我们回过头来考察中国农村生活垃圾问题时，除了管理体制和处理技术外，还应该思考如下所述的问题生成机制和所面临的治理困境。

　　（一）传统与现代的冲突

　　首先，垃圾是现代化的产物，在无机物产品的大量消费下，无法降解的垃圾才会应运而生。这一点在H省和J省的村落调研中也得到了印证。H省A村位于山区，村内有一条长达几公里沟堑，在沟下和斜坡的四周散落着大量的垃圾，有方便面的盒子、香肠包装皮、塑料制品、瓶子、罐子等，形成了一条长长的垃圾路带。经观察，每日生活中所产生的垃圾，村民会毫不犹豫地抛向沟内或沟堑的周边。对此，村民A（女，67岁）说，“我小时候也没什么可扔的，有瓶瓶罐罐都要留着装东西，有塑料也会留着包个东西什么的，（当时）有不要的东西也会往沟里扔，但在沟外垃圾的增多，不过是这7~8年的事。另一位，在农闲期去城里打工的村民B（男，45岁）说，“垃圾多了，可能是生活好了，买的多了，但和城里（生活水平）还是有差距……我希望孩子高中毕业以后留在城里工作生活，虽然自己不太想去城里生活。

　　中国的农村，由于二元结构的影响，村民不只是地理上、政治上、经济上、文化上、社会保障上，甚至在心理层面，相较于城市居民一直处于弱势地位。从上述两位村民的谈话中可以得知，垃圾问题的凸显只是最近几年生活改善的结果，但往沟里的丢弃行为，却是作为一种“传统”的惯习沿袭了下来。因此，在无法降解的现代化产物和传统丢弃行为的冲突下，垃圾问题凸显了出来。传统的丢弃行为本身并没有多少负面的意义，因为，所丢之物皆为有机物品，终究会回归土地。但是，急速的商品消费大潮将每个人裹挟在内，村民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。长久积习虽然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，但在访谈中，几乎每个被访者都认为“往沟里扔垃圾是不好，但大家都这么做”的行为规范下，难以建立起自己既是环境问题制造者，同时也是受害者的意识。当沟堑作为共有地被垃圾填满的时候，势必会反噬每一个垃圾丢弃者和他们的下一代。